* 原文刊于《触摸历史: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》(香港:中和,2019

十年前,我在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》的「导言」中说过:「人类历史上,有过许多『关键时刻』,其巨大的辐射力量,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。不管你喜欢不喜欢,你都必须认真面对,这样,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,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。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,『五四』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。作为后来者,我们必须跟诸如『五四』(包括思想学说、文化潮流、政治运作等)这样的关键时刻、关键人物、关键学说,保持不断的对话关係。这是一种必要的『思维操练』,也是走向『心灵成熟』的必由之路。在这个意义上,『五四』之于我辈,既是历史,也是现实;既是学术,更是精神。」十年后重读这段话,我依旧坚持此立场。在此就谈以下四个问题:第一,为甚幺是「五四」;第二,风雨兼程说「五四」;第三,「走出」还是「走不出」;第四,如何激活「传统」。

一、为甚幺是「五四」

晚清以降,面对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」,一代代中国人奋起搏击,风云激蕩中,出现众多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。有的如过眼云烟,有的欲说还休,有的偶尔露峥嵘,有的则能不断召唤阅读者与对话者──「五四」无疑属后者。五四运动的规模并不大,持续时间也不长,为何影响竟如此深远?我用以下三点理由,试图做出解释。

第一,五四运动的当事人,迅速地自我经典化,其正面价值得到后世大部分读者(尤其是青年读者)的认可。有的事件严重影响历史进程,当初也曾被捧到天上,只是经不起后世读者的再三推敲,逐渐显现颓势,甚至成了负面教材(如太平天国或文化大革命)。五四运动的幸运在于,刚刚落幕便被正式命名,且从第二年起就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。可以这幺说,「五四」成了近百年来无数充满激情、关注国家命运、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青年学生的「精神烙印」。长辈们(政治家、学者或普通民众)不管是否真心实意,一般不愿意与青年直接对抗,故都会高举或默许「五四」的旗帜。

第二,五四运动虽也有「起承转合」,但动作幅度及戏剧性明显不如八年抗战。不过,后者黑白分明,发展线索及精神维度相对单纯,不像前者那样变幻莫测、丰富多彩。如果不涉及具体内容,我曾用三个词来描述「五四」的风采。第一是「泥沙俱下」,第二是「众声喧哗」,第三是「生气淋漓」。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,都有生存空间,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,这样的机遇,真是千载难逢。谈论「五四」,对我来说,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思想学说,还不如说是这种「百家争鸣」的状态让我怦然心动,歆羡不已。

第三,某种意义上,五四运动的意义是「说出来」的。回过头来看,二十世纪中国,就思想文化而言,最值得与其进行持续对话的,还是「五四」。一代代中国人,从各自的立场出发,不断地与「五四」对话,赋予它各种「时代意义」,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;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、碰撞与融合,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。有的事件自身潜力有限,即便鼓励你说,也不值得长期与之对话;有的事件很重要,但长期被压抑,缺乏深入且持续不断的对话、质疑与拷问,使得其潜藏的精神力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。而五四运动的好处在于,既有巨大潜力,又从未成为「禁忌」。

二、风雨兼程说「五四」

历史上难得有这样的事件,当事人的自我命名迅速传播开去,且得到当时及后世读者的广泛认可。尘埃尚未落定,1919年5月9日《晨报》上已有北大教授兼教务长顾兆熊(孟余)的〈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活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〉,5月26日《每週评论》则刊出学生领袖、北大英文系学生罗家伦的〈「五四运动」的精神〉,5月27日的《时事新报》上,张东荪的〈「五四」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〉同样引人注目──「潮流」「运动」「精神」,关于「五四」的命名与定性竟如此及时且準确。此后,一代代文人、学者、政治家及青年学生,便是在此基础上建构有关「五四」的神话。说「五四」不仅仅是历史事件,更是近百年中国读书人重要的思想资源、极为活跃的学术话题,甚至可以作为时代思潮变化的试金石,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接受。美国学者舒衡哲在《中国的启蒙运动──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》第六章「五四的启示」中,辨析新中国成立后官方对「五四」的看法,以及诸多纪念活动和回忆文章,还有同时期知识分子的抉择与挣扎。这一章的结语很是悲壮:「『五四』不只被看作鼓舞知识分子勇士的精神食粮,它将成为照亮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的一把『火炬』。」而我的〈波诡云谲的追忆、阐释与重构──解读「五四」言说史〉则选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国青年》《文艺报》等四种报刊,观察其在五四运动三十周年、四十周年、五十周年、六十周年、七十周年以及八十周年时的社论及纪念文章,并将其与同时期的政治思潮相对应,看关于「五四」的言说如何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风波、思想潜力以及道德陷阱。

不说那些意味深长的「故事」,以我有限的阅历,也都深知聚众谈「五四」,一不小心就会溢出边界,介入现实的政治斗争。谈论李白、杜甫孰高低,或者评说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的好坏,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太多联想的──文化大革命除外;可说「五四」就不一样了,因相互误读或有心人的挑拨,随时可能由平和的学术论争一转而成了激烈的政治对抗。关于1999 年纪念「五四」的书刊及会议,我在若干小文中略有涉及,实际状况比这严重得多。以致2009 年4 月23至25 日我在北大主办「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」国际学术研讨会时,认真吸取十年前的教训,从时间到议题到人员的选择,都仔细斟酌,可还是一波三折。外面的人只晓得北大与五四运动关係密切,有责任扛这个旗子;不知道北大为了这个「责无旁贷」所必须承担的风险。可仔细想想,没甚幺好抱怨的,为甚幺人家选择在谈论「五四」的会议而不是唐诗研究或金融会议上说大话喊口号呢?可见「五四」这个话题本身天然具有「政治性」──你想躲都躲不开。

近百年中国的风风雨雨,让我辈读书人明白,谈论「五四」,不管你是沉湎学问,还是别有幽怀,都很容易自动地与现实政治挂鈎,只不过有时顺风顺水,有时则难挽狂澜。去年秋天,我选择在进京读书三十年这个特殊时刻,盘点零篇散简,凑成一册小书,交给北大出版社,约定今年春夏推出,以纪念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杂誌《新青年》(1915–1926)创刊一百周年。当时绝对想像不到,会撞上如此「新文化研究热」。今年一年,我先后接到十多场纪念「五四」或新文化运动学术会议的邀请;其中,北京大学最为「立意高远」,準备年年纪念,一直讲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一百周年。

如此大规模纪念「五四」新文化,背后推动的力量及思路不一样,有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,有的只是盲目跟风,但我相信其中不少是深思熟虑的。官员我不懂,单就学者而言,之所以积极筹备此类会议,有专业上的考虑,更有不满近二十年中国思想界之日渐平庸,希望藉谈论「五四」搅动一池春水的。

三、「走出」还是「走不出」

如何看待早就沉入历史深处、但又不断被唤醒、被提及的「五四」,取决于当下的政治局势与思想潮流,还有一代人的精神追求。1993 年,我曾撰写题为〈走出五四〉的短文,感歎「在思想文化领域,我们至今仍生活在『五四』的余荫里」;可十六年后,我又撰写了〈走不出的「五四」?〉,称不管你持甚幺立场,是左还是右,是激进还是保守,都必须不断地跟「五四」对话。从主张「走出」到认定「走不出」(后者虽然加了个问号,实际上颇有安之若素的意味),代表了我对「五四」理解的深入。

促使我转变思考方向的,除了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》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》等专业着作,还包括「五四老人」俞平伯的诗文以及我前后两次赴台参加「五四」学术研讨会的直接感受。

1949年5月4日的《人民日报》第六版,刊登俞平伯、叶圣陶、宋云彬、何家槐、王亚平、臧克家等文化名人纪念「五四」的文章,此外,还有柏生的〈几个「五四」时代的人物访问记〉。在採访记中,俞平伯的回答很有趣:「五四」新文化人气势如虹,想做很多事情,「却一直没有认真干(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),现在被中共同志们艰苦卓绝地给做成了」;因此,这好比是三十年前的支票,如今总算兑现了。又过了三十年后,也就是1979年,俞平伯撰〈「五四」六十周年忆往事〉(十首)〔此组诗初刊《文汇报》1979年5月4日,又载《战地增刊》第3期(人民日报社,1979年5月)时,改题〈「五四」六十周年纪念往事十章〉,文字略有改动。〕,除了怀念「风雨操场昔会逢」以及「赵家楼焰已腾空」,再就是将「四五」比拟「五四」,称「波澜壮阔后居先」。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的诗后自注:「当时余浮慕新学,嚮往民主而知解良浅。」比起许多政治人物的宏论,我更认同诗人俞平伯的立场:曾经,我们以为「五四」的支票已经兑现了;其实,当初的「浮慕新学」与日后的「竹枝渔鼓」,均有很大的局限性。1999年4月我赴台参加政治大学主办的「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」,会后接受《中国时报》记者採访,谈及台湾民众为何对「五四」不太感兴趣,对方的解答是:「因为我们已经跨过了追求民主科学的阶段。」当时我很怀疑,因为这很像1949年俞平伯「支票终于兑现了」的说法。2009年我赴台参加「五四文学人物影像」开幕式及相关论坛,发现年轻人对「五四」的兴趣明显提升。为甚幺会有如此变化,除了各大学「中国现代文学」课程的讲授外,还与普通民众不再盲目乐观有关。我曾对照海峡两岸关于「五四」的想像与阐释,既看异同,更注重相互影响:

最近二十年,海峡两岸在如何看「五四」的问题上互相影响。台湾影响大陆的,是对激进主义思潮的批评,尤其不满五四新文化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;大陆影响台湾的,是新文学不仅仅属温柔且文雅的徐志摩,必须直面鲁迅等左翼文人粗粝的吶喊与刻骨铭心的痛苦。

这里说的主要是文学与思想,实际政治比这複杂多了。

但不管怎幺说,轻易断言我们已经走出「五四」的「余荫」或「阴影」,似乎都很不明智。作为历史事件的「五四」,早就翻过去了;而作为精神气质或思想资源的「五四」,仍在发挥很大作用。这本是平常事,为何我会纠缠于「走出」与「走不出」呢?那是因为,「五四」新文化人的丰功伟绩,某种意义上成了后来者巨大的精神压力。比如,北大师生最常碰到的责难是:你们为甚幺不再「铁肩担道义,妙手着文章」! 如此「影响的焦虑」,导致我们谈论「五四」的功过得失时,难得平心静气。其实,换一个角度,那只是一个与你长期结伴而行、随时可以打招呼或坐下来促膝谈心,说不定关键时刻还能帮你出主意的「好朋友」,这幺一想,无所谓「走出」,也无所谓「走不出」了。

四、如何激活「传统」

中国人说「传统」,往往指的是遥远的过去,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,尤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;其实,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、思想、学术,早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。可以这幺说,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,是一个伟大的传统;以蔡元培、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为代表的「五四」新文化,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。某种意义上,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、反思、批评、拓展,更是当务之急,因其更为切近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,与之血肉相连,更有可能影响其安身立命。

人类文明史上,有时星光,有时月亮,有时萤火虫更吸引人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,「五四」的命运如坐过山车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「五四」作为学习榜样及精神源泉,深深介入了那时的思想解放运动;九十年代,「五四」作为学术课题,在大学及研究所得到深入的探究,但逐渐失去影响社会进程的能力;进入新世纪后,随着「传统」「国学」「儒家」地位的不断攀升,「五四」话题变得有些尴尬,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成了主要批判对象。而在日常生活中,你常能听到好像「很有文化」的官员、商人、记者乃至大学校长,将今日中国所有道德困境,一股脑推给了「五四」的「反孔」。言下之意,假如没有「五四」的捣蛋,中国不仅经济上迅速崛起,道德及文化更是独步天下。此类「宏论」之所以有市场,除了大的政治局势与文化潮流,也与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们大都埋头书斋,忙着撰写高头讲章,而不屑于「争论」有关。

我并不否认「五四」新文化人的偏激、天真乃至浅薄,但那是一批识大体、做大事的人物,比起今天很多在书斋里条分缕析、口沫横飞的批评家,要高明得多。(在我看来,「大国崛起」的过程中,缺的不是高度自信,而是如何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,而「宽以待人」,并没有过时──具体论述可以批判,但大方向我认为是正确的。)以及持续不断的自我反省。在这个意义上,「五四」新文化人的「严于律己」)去年「五四」,我是这样答澎湃网记者问的:1919 年的中国,各种思潮风起云涌,诸多力量逐鹿中原,热血青年只在救国救民、寻求变革这一点上有共识,至于旗帜、立场、理论、路径等,完全可能南辕北辙。日后有的成功了,有的失败了,有的走向了反面,今人只能感歎唏嘘,不要轻易否定。经由一代代人的鈎稽与阐释,那些长期被压抑的声音,正逐渐浮出水面;而那些阳光下的阴影,也日渐为后人所关注。如何看待林纾的捍卫古文、怎幺论述《学衡》之对抗《新青年》,以及火烧赵家楼之功过得失、学潮为何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、「五四」到底是新文化运动的推进还是挫折等,所有这些,不仅涉及具体人物评价,更牵涉大的历史观。这个时候,既不能抹杀已获得的新视野与新证据,也不应该轻易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。通达的历史学家,会认真倾听并妥善处理「众声喧哗」中不同声部的意义,而不至于像翻烙饼一样,今天翻过来,明天翻过去。在我看来,「五四」可爱的地方,正在于其不纯粹,五彩斑斓,充满动态感与複杂性。

我的基本立场是: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,但更迷恋複杂、喧嚣却生气淋漓的「五四」新文化。我曾说过:「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、跟1968年的『五月风暴』对话,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『五四』等『关键时刻』对话。这个过程,可以训练思想,积聚力量,培养历史感,以更加开阔的视野,来面对日益纷纭複杂的世界。」在这个意义上,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,「五四」既非榜样,也非毒药,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「磨刀石」。

今年各地学人几乎不约而同地纪念「五四」新文化运动,在我看来,这既是大好事,也不无隐忧。因为,任何一个偶然因素,都可能使这「热潮」戛然而止。(在中国大陆谈五四运动表面上顺理成章,其实潜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:那就是有心人的借古讽今,以及官员们的过度联想。)能否坚持正常的学术论争,包括与新儒家或国学家之间,改「隔山打牛」为「打开天窗说亮话」,有担当而又不越界,是此次大规模纪念活动能否持续且深入展开的关键。以纪念《新青年》诞辰百年为开端,重新唤起民众对于「五四」的记忆,接下来的几年,只要不因触碰红线而引起激烈反弹,有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积极参与,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众舆论及某些具体专业(如中国现代文学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等)的发展,更可能重塑当代中国的精神氛围及知识版图。基于此判断,如何兼及自信与自省、书斋与社会、思想与学术、批判与建设,将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难题。

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,除了坚守自家学术立场,不随风摆动外,还得有进取心,直接回应各种敏感话题(包括狙击打着国学旗号的「沉渣泛起」)。某种意义上,这是对此前三十年「五四话题」升降起伏的一个反省:或许,谈「五四」本就不该局限于书斋,解时代之惑乃题中应有之义。

2015 年6 月17 日初稿、7 月3 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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